如何建立成熟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计划

近日有媒体爆出 向检察机关投诉的举报人中70%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 ，就此采访了广东省检察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对于举报人一直都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而且目前举报人采取的举报方式多数为匿名举报，因此70%的举报人被打击一说起码在广东较难成立。（6月20日《南方》）不论上述数据是否准确，但据媒体报道，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事实。比如举报阜阳 白宫 的李国富离奇死了，举报征税违法的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两次被辞退、还被劳教1年， 灵宝贴案 、 曹县贴案 中明目张胆的跨省追捕等打击报复等。事实让人反思，正义的举报为什么屡屡成为高风险的技术活？

当举报成为高风险的行为选择，社会自然就会认可 正不压邪 的虚假逻辑。关于司法公正，培根有句名言，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 。其实，相较于不公正的裁判来说，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危害更甚，因为不公的裁判固然把水源破坏了，报复举报人则无异于在水里直接投毒。一方面是各地不断垒高的举报奖励，另一方面是各地居高不下的匿名举报率，这显然反映出在举报行为中职能部门与民众之间的认同差异：举报人在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同时，明显显露出对检查机关的不信任；而职能部门更关注宏观上的举报效益，对具体而微的举报人权益缺乏有温度的关切。

入选理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把完善律师制度的决策部署纳入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律师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对律师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任何一个社会，吏治清明正义彰显，都离不开上下情的通达、对举报人的有效保护。尤其是现代社会，犯罪行为隐蔽化、团体化，正义显影的成本更高，对举报人的保护程度，往往与社会公平的兑现能力成正比。尽管我国在对举报人的保护方面有零散规定，譬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1年就制订了《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但它们一般只是内部规定，过于粗疏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一方面，没有从法理层面明确国家应对举报人承担的法律；另一方面，举报人与受理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也不够清晰 结果是举报人很容易就被被举报者穿了小鞋、而穿了小鞋也无法寻求到相应的赔偿。

保护举报人权利，使之免于被报复打击，既是社会的良心所在，也是公共利益的职责所在。就此而言，起码我们在设置合理保护机制、明确有效救济程序、廓清报复性人事行为等层面，亟待成熟的司法体制有所作为。

来源：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