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打工与诗生活1团购

2001年，我决定离开南充，选择南下广东。我手中握着一个地址，一个同村伙伴的地址 ：东莞大朗镇。我将这个地址紧紧放在我的衣服口袋里，捏着，生怕它丢失了。在陌生的南方，它像一束微光照亮着我这趟未知的旅程。多年后，我依然记得车上的拥挤，过后来朝阳、海淀等区域内的泔水猪场呆不下去了道里，甚至座位底下都挤着人、躺着人，他们和我一样，挤在一辆出乡的列车上，去南方找工作。我坐在车上，在斑驳的光点与列车车轮磕碰铁轨的哐当声里，不断地告诉自己，终于远行了，哦，终于出远门了!窗外，星月交辉是和谐的，旷野朦胧是静美的，而我的心情更为凄迷，除了挤上这趟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我蜷缩在列车的硬座上，忧伤、困倦、乏力、不知所措 我将脸贴在玻璃上望窗外漆黑的夜，旷野的星星，月亮，城市的灯火。 2001年，我几乎在生病、失业、被骗、找工中度过。怕治安队查暂住证，怕被收容，每天夜里，老乡把我反锁在出租房，整夜我不敢出声。我坐在出租房里，读打工杂志，里面是像我这样的打工者的生活与故事，它们陪伴我度过异乡孤寂的夜。杂志上的励志故事给我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光亮，我开始写诗，我把它们抄下来，投出去。杂志上的诗歌都会刊发作者的地址，它们散落在东莞、中山、深圳、珠海等工业区的角落。在一个个地址后面，站立着一个个热爱诗歌的人，他们在机台，在流水线，在八人宿舍，在出租房，写诗，怀揣着比方便面还瘦小的梦想。沿着一个个工业区绿色的邮筒，一颗颗渴望与外界交流的心，彼此在异乡的工业区相互温暖，安慰。沿着这些地址，找到了一群如同我一样热爱着诗歌的人，他们是张守刚、许强、孙海涛、柳冬妩、徐非、罗德远、蓝紫 这么多年，我感受着诗人与诗人之间那种真诚与纯粹，感受到来自诗歌的温暖。

我将十几首诗歌寄给中山的张守刚，他转到在四川大凉山深处的发星老师。2002年5月左右，我收到第一封对于我以后的人生有巨大改变的信件，我一辈子都会记住的地址：四川省普格县农机厂，发星。字写得很有个性，很有力量，笔锋直透人心，信很短，说收到张守刚转寄过去的诗，勉励我多写。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刚换工厂，心情极度灰暗，这封信带给我内心的温暖至今影响着我。有时候，我假设，如果没有这封信，我会不会继续写下去，或者像千万个如同我一样曾经爱好过诗歌的打工者，最终消逝得无影无踪。那时，我在流水线上，装配细小的零件，一天两万多个，每天重复两万多次同样的动作，十二个小时，有时更长，没有星期天，半个月的夜班，半个月的白班。我写诗，我只想通过写作换一份文职工作，不愿意呆在流水线上，但是命运没有朝我打开那一扇窗口，我只能在流水线上装配零件。远方的信件让我在灰暗的日子找到了自己，那些如同我一样伏在铁架床上的信件饱含着一个如同我一样的打工者的体温与对远方的眺望，它们在工业区的工厂里行走着，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小镇，来到另一个工业区的工厂里的铁架床，温暖着另一个打工者的心灵。

来自大凉山的信件似乎打开了我诗歌的窗口，它让我看到更为广阔的诗歌世界，来自大凉山火把一样温暖的鼓励给我以莫大的信心。我第二次收到发星老师的信件大约是在第一封信后十多天左右。他寄了两册诗集给我，《独立》、《彝风》，从那册诗刊，我知道了女性诗歌，知道了先锋诗歌。从那时起，每隔半个月，我总会收到从大凉山普格农机厂寄来的信件，有时是鼓励的话，有时是诗歌资料，是它们打开了我写作的视野。我回信发星老师，并把我新写的诗歌寄给他。在那两年里，我感觉到了我诗歌中的变化，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在《独立：E时代77 8 年出生诗人作品选》，我认识了许多同龄的诗友。我曾在一本诗选上读到金斯堡的诗，很喜欢，在一首诗中写到了渴望能有一本金斯堡的诗集。发星老师读到这首诗，他把他书架上的《金斯堡诗选》寄给了我，文楚安老师的译本。这么多年，这本《金斯堡诗选》伴随着我从一个工厂漂泊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直到如今我呆着的广州，它摆在我书架或者床头最重要的位置，它们跟随我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因为翻得太多，已经散页了，我把它粘好，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去年我跟文楚安老师的夫人通过后，我重新找出这本诗集，想起这本书带给我的悲伤与欢乐，想起大凉山的周发星。是的，我知道，一本诗集对于一个热爱诗歌的人的感受。当发星老师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他自己珍爱的《金斯保诗选》寄到遥远的东莞的某个工厂时，也许他无法感受到这本书带给一个热爱金斯堡诗歌的写作者的兴奋，但是在遥远的东莞的我，却能想象到，当他把这本书寄给我之后，他必须换数趟车从普格到西昌的书店重新购买一册《金斯堡诗选》。

从2002年开始，每隔几天，我都会收到来自大凉山的信件。有时刚收到他的信，回张国宝昨天下午在中国企业高峰会“满足能源需求：减少浪费降低消耗”平行互动会上作出上述表示。张国宝说信上午才寄出去，下午又收到另一封，我马上又回信给他。正是这样不间断的信件，让我不敢懒惰。我觉得我每次寄信往大凉山，得寄上我最近写的作品，这样才不会辜负周老师。我写信告诉他我在写《人行天桥》时，在工厂加班，我把这首诗的想法写在细纸片上，我害怕老板看见，只能偷偷地写，我像一个地下党人一样写作，我偷偷上厕所写几行，又跑到机台上操作机台，这种特工的味道它让我兴奋。周老师回信写到读了我的诗歌的一些看法，他又寄了很多现代诗歌的资料给我，我记得他把廖亦武与周伦佑的诗歌复印下来寄给我，周伦佑的诗歌，是整本复印下来，装订好寄来给我。

《独立》在我的内心中是一个诗歌的王国，它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是温暖的，也是热血的，是传奇，也是传说。如果每个写作者的心里都有一块圣地，那么《独立》于我来说，就是那样的圣地。这些年，无论走在那里，我都怀念着这一块圣地。也是通过《独立》，我找到了我的诗歌老师 民间诗人海上，一位极具才华却被人忽视的诗人。我们见面也不过三四次，三四次的见面，我只是倾听者。我是笨拙的人，很多事情不知道如何去表达，也很少开口说话。台湾黄粱先生来广州，我倾听着这两位长者的谈论，很少说话。现实中，我属于那种胆怯的人，经常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的状态。也许海上未必认可我是他的******，但在我的内心，我一直尊称他是我的老师，他的诗歌曾带给我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