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须坚定突破利益藩篱吧

最初的奥迪A6L、宝马5系、奔驰E级 核心提示:春节期间，年复一年的中国式返乡潮照例重演，这其中，以农民工为主的许多人在重温短暂的亲情后，将回到异乡继续没有“户籍”的生存，承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这种令人辛酸的局面究竟何时改观？

春节期间，年复一年的中国式返乡潮照例重演，这其中，以农民工为主的许多人在重温短暂的亲情后，将回到异乡继续没有 户籍 的生存，承受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这种令人辛酸的局面究竟何时改观？再次勾起了对于户籍制度的反思。

就在去年年底，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披露，《关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在修改完善中，根据规划，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出的一系列 改革清单 中，亦已明确包括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

与此前的若干次宣示相比，此次官方所勾画的户籍制度改革愿景更为明晰，也进一步燃起了公众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期望。然而，尽管近年来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论证已经相当充分，官方持续释放的改革信号也在不断呼应民众期待，但改革进程的迟缓与利益集团的阻碍，亦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是对旧体制的陋弊沉疴动刀子，因而必然会伴随着一部分人既得利益的损失，也必然会面临种种争议甚至激烈阻挠。因为利害攸关，所以动见观瞻、推进不易，其中的利益冲突无须回避。重要的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对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作出公允检讨和理性反思，合理的予以保留，不合理的则坚决予以取缔，这也是深化改革的应有姿态。

具体到户籍制度，相关改革之所以进展迟缓，固然与所谓复杂国情、有限资源和 一放就乱 的顾虑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下，原本以人口登记为基本功能的户口，尤其是城市、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户口，逐渐附着了过多的不合理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与公共资源，从而使 户口红利 在事实上成为一部分城市市民的特权。正是这种将身份与利益相捆绑的做法，使得一部分市民食髓知味，将不合理的利益视为理所应当，并滋生出一种基于 户口 的特权意识和优越感。甚至，还有人凭借 特权户口 非法牟利，比如京沪两地就有不少人通过与外地人 假结婚 的方式坐地收钱，而一些外地人出于结婚落户、子女上学等种种考虑，也被迫进行交易并支付所谓酬金。更有甚者，部分握有权柄的公务人员为了一己贪欲而倒卖户口，权力寻租若此，已到了令人愤慨的程度。

追溯起来，现行户籍制度肇始于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出台之初，事实上便与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有关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权利的规定有所冲突，然而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却沿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尽管现行宪法并未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但 迁徙自由 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却是全球范围内的法理共识。因此，以保障 迁徙自由 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强力推进，这既是社会转型发展紧迫的现实需要，也是人权保障、建设公平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户籍制度改革虽因牵扯激烈的利益冲突而阻碍重重，然而既然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已经宣示，就不应再踟蹰犹疑，而应以大魄力，下大决心，冲出利益藩篱，突破改革瓶颈，为建设一个人人享有迁徙自由、人人享受均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