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分1拳

可撤消合同、效力未定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分

一、《合同法》之规定 《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消合同须经撤消，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

一、《合同法》之规定

《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讹诈、胁迫的手段或落井下石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消合同须经撤消，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消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法》第55条(1项)。 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可撤消的民事行为，自行动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材请求变更或撤消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2、.《合同法》规定之利弊

在《合同法》生效之前，依《民法通则》第58条1款3项之规定因受诈欺、胁迫而为之法律行为无效，合同行为亦然，故无适用《意见》第73条之余地。至于重大误解而为之法律行为，因撤销权人认识上、表示方法上及动机上有毛病，常常不自知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订立合同，故虽然有撤消制度以为救济，但由于要从行动成立时起算，为时过短，难收其效。

现在，对合同行动依《合同法》第55条，受诈欺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而订立合同之当事人，皆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较《意见》73条之规定，有很大进步，权利人的地位益形加强了。但对受诈欺或因重大误解而为之单方行为，因合同法无以适用，故仍一如既往，要适用《意见》第73条，从而呈现出二元悖离之状态，仍有待于对《民法通则》之修正，来加以解决。

再者，受胁迫而为之单方行为，亦无《合同法》之适用，仍应按照《民法通则》58条1款3项，认其无效，无所谓除斥期间;但受胁迫而订立合同时，只要不是损害国家利益，其效力非为无效，而仅可撤消(《合同法》54条2款，52条1项)。此际，自应适用《合同法》55条1 项有关除斥期间之规定，但与受诈欺或重大误解不同的是，受胁迫之人对撤销事由，于行为之时，无有不知者。(注：即使通过代理人订约，而代理人受胁迫时，亦然。德国民法第166条曰，意思表示的法律上效率，因意思欠缺，或明知或可得而知其事情而受影响时，其事实之有无，不应就本人方面而应就代理人方面判断之。我民虽无规定，似亦应为相同之解释。)然若胁迫之事由延续存在，受胁迫之人虽在法律上有撤消之权利，但实际上终无行使之可能，而令除斥期间自其时开始，则不平殊甚。抑且，为胁迫之人于此法制下，难免心存侥幸，尽其所能，为持续之胁迫，则55条之规定，岂不托之空言!德国民法第124条明定， 除斥期间于胁迫情形，自胁迫终止之时起算。台湾民法第93条亦同。(注：立法者既操权柄在手，自当慎重。复言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法例，何故此等一索即得之事，而不能为之?致人民权利，危如累卵，实足令习法之人心寒。)望司法解释能斟酌及之。

3、.关于可撤消行为之性质

《合同法》56条规定，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通则》59条2款规定：被撤消的民事行为从开始起无效。 关于可撤销行为之性质，学说上有争论。梁慧星先生本来认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既不同于有效的民事行为，也不同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却又既有变成有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也有变成无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是处在有效无效不确定的状态，性质上属于效率未定。(注：梁慧星：《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页。 )撤消权的存在固然障碍了法律效力的发生。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并不受民事行为的约束实际上，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仅对无撤销权一方有约束力。(注：梁慧星：《民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我认为这类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依《民法通则》59条之反面解释，可撤销行动于撤消前则属有效。(注：孙亚明：《民法通则要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其次，法律行为，作为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工具，无不有其效率问题。故一经成立，或可生法律行为之效力，或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此即效力存在与否之问题;此外尚有效力肯定与否之问题，一方面，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就中其状态能持续者，即为有效的法律行为，其效率状态能否持续，一定期间内，尚不确定者，谓之可撤消之法律行为;另一方面，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其确然不能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者，谓之无效的法律行为，其非确然不能生法律行为之效率者，谓之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可撤消之行动，初时有效，唯可得除去其效力，法律上有撤消权应之。效率未定之行动，初时无效，唯可得变为有效，故法律上有追认权济之。若谓可撤消行动性质上属于效率未定，则撤消权之行使，究竟要除去甚么呢?既未生效力，撤销权必失其作用之客体。故可撤消行动与效率未定行为，观念上应严予区别。(注：梁慧星先生一方面已抛弃可撤消行为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的提法，另一方面又以之为效率不完全，坚持可撤销行动仅对无撤消权一方有约束力。(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第三，德意志学理上对可撤消行为作这样的分析：法律行为一方面暂时有效，另一方面绝对无效处于暂时停止状态(schwebend)。 无效的发动取决于享有撤销权人的意思。中止法律状态这个概念在德意志法上占重要地位。撤销权是典型的构成行动，引起某一法律状态追溯既往性的消灭。(注：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第四，我民法规定可撤消行为，不为撤销而仅要求变更亦可。若初时即不生效，嗣后即无变更之可言，而纯为创设了。变更者，非无中生有，而是从一种效率变成另一种效率之意，故必以法律行为已生效力为条件。

第五，这类观点不能正确解释现实中的各种法律现象，而且会有害于交易安全。若撤消权当然障碍了法律效力的发生，那末又怎会出现对一方有约束力，而对另一方面无约束力的后果?约束力本身又为何物?法律行为固然有一部无效，一部有效的情形，但即便在一部无效时，也是就此一部分对所有当事人皆不生法律行为之效力;若一部有效，也是就此一部分对所有当事人皆生法律行为之效力，不可能将1行动之效率人为地截成二段!按这种观点，广告人因错误而为悬赏广告，固得撤消之，然撤销之前，他自己可以不受束缚，而依广告完成行动之人倒要受束缚，这明显不合理。再如，1买卖合同中，卖方甲有重大误解，固有撤销权，买方乙为相对人，无撤销权。若该合同只对乙生效，有约束力，岂不意味着乙应支付价金，甲却无须移转财产所有权，而可坐收渔利，又非为不当得利了吗?甲本因疏忽而有误解，乙却反蒙其害，即持此论者亦必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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